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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353 回复 184****8536：2020年彩电市场三大疑问待解 来自

珠江委介绍，自6日以来，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南部等地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笼罩面积16.54万平方公里，超过100毫米笼罩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受强降雨影响，洛清江支流四塘河、桂江支流南溪河等1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02米至1.27米，其中红水河支流摆所河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57米。

187****5512 回复 184****4155：据法尔斯通讯社：消息称也门方面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袭击。 来自

Kimi是国内较早落地分层付费模式的大模型产品，于2025年9月正式上线会员制度，共设置四档梯度付费套餐：入门版49元/月，扩容智能体与代码使用限额；效率版99元/月，解锁优先算力使用权；专业版199元/月，开放深度研究与全代码使用权限；尊享版699元/月，解锁全功能不限次使用权益及专属定制服务。在免费权益方面，根据2026年1月Kimi更新的规则，免费用户每月仅可使用1次深度研究、3次OK Computer功能、3次PPT生成功能。

智谱清言同样采用“免费+分级付费”的运营模式，在免费基础功能之上，设置VIP、SVIP两类付费套餐，月卡售价分别为79元、229元。会员权益详情页显示，付费用户可无限制使用清言PPT智能体，解锁多量高清视频生成、AI绘画功能，扩容云知识库存储空间；在服务器高负载时段，付费账号还享有更高的响应优先级。综合来看，其免费功能可满足轻度日常使用需求，高频办公与高阶多媒体能力则需要开通会员解锁。

在长文本与深度处理场景测试中，北青报记者选取Kimi大模型开展实测：上传一份200页的企业年报发起深度研究，免费版立即提示“本月深度研究额度仅剩1次”。一旦额度用尽，用户需手动将完整文档拆分为十余段逐次上传提问。实测发现，拆分提问后，AI生成的多源汇总内容偶尔出现千字左右自然截断问题，且频繁发生上下文逻辑脱节、内容衔接断裂等情况，严重影响内容完整性与可读性。

在智能体(Agent)方面，会员与非会员同样有所区别。免费用户最多可以同时拥有6个Agent使用额度，可用于文档处理、深度研究等核心场景。而Kimi会员订购页面显示，付费用户不仅能提升Agent使用额度，还可享受更多专业数据库调用次数、Agent任务并行数等增值权益，同时拥有Agent生成速度4倍加速的专属特权。

北青报记者同步实测了智谱清言的各项免费功能。在文本输出场景中，北青报记者先后完成常识问答、文案撰写、文稿润色、方案草拟等十余项操作，全程无操作次数限制，指令提交后响应迅速、运行稳定，未出现任何付费弹窗干扰使用流程。整体而言，该产品的免费功能足以满足用户轻度日常使用需求，但若需要高频办公、使用高阶多媒体创作能力，则必须开通会员解锁相关权限。

为何AI最后会转向收费模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AI收费是服务商的必然选择，长期免费模式早已难以为继。AI服务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海量数据、高频算力与持续的模型迭代，技术研发、服务器运维、功能升级等各环节均需要高额、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当前行业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长期免费运营只会让企业持续亏损，合理收费是企业破局求生、维持长效运营的关键。同时，经过多年市场培育，用户的AI使用习惯已完全成熟，付费认知逐步萌芽，为付费模式的落地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郭涛认为，用户需求的升级让AI付费具备了市场价值。用户对AI的使用需求，已从初期的猎奇尝鲜，转向办公、创作、科研等场景的深度依赖，AI场景化实用服务的价值持续凸显，付费属性逐步被用户认可。当前AI行业的竞争逻辑已从单纯的流量争夺，转向精细化的价值分层竞争，分级付费体系能够精准筛选高价值用户、优化平台资源配置，帮助企业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郭涛表示，未来AI付费将走向“分层精细化”发展，一方面，基础功能将持续普惠免费，成为平台获取用户的标配；另一方面，付费维度将更加细分，会员订阅制、按量计费、场景化套餐等模式将并行存在，用户可按需灵活选择，既避免过度付费，也让企业营收模式更加多元灵活。他认为，相较于单一的会员分级付费模式，兼顾用户体量与商业价值的混合运营模式，是平衡行业流量增长与商业变现的最优解。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告诉北青报记者，“C端(个人消费者)订阅分层，B端(企业级客户)按量/按效付费”的双轨制模式，已成为当前AI行业发展的共识。面向普通C端用户的AI服务，未来将以“基础免费+增值付费”为核心主流模式，逐步形成标准化、清晰化的分层订阅格局，这一模式高度适配国内用户的付费认知与使用习惯，能够有效规避按量计费的核心弊端。

在采访中，多数用户普遍认为，平台不应取消基础免费功能，应持续保留基础对话、简单查询等普惠功能，满足大众日常基础使用需求。大三学生小范表示：“目前部分AI产品的文本输出仍存在较高错误率，如果收费后产品能力、准确率没有明显提升，我不会愿意为错误内容付费，会转而选择其他免费产品。”职场用户的态度则更为包容，一位上班族坦言：“日常工作需要频繁借助AI完成内容产出，只要付费能带来体验和功能的实质性升级，我愿意接受付费服务。”

对此，陈端给出了四大核心判断维度，帮助用户理性决策。第一，看使用频率与依赖度，判断AI是否为日常工作、学习的高频刚需工具，是否已融入固定工作流程、无法替代，高频刚需是付费的核心前提。第二，看核心使用场景，若用于长文档处理、PPT生成、编程、深度逻辑推理等可直接创造价值的生产力场景，付费性价比更高；若仅用于日常闲聊、简单信息查询，则无需付费。第三，看免费版使用瓶颈，若频繁遭遇响应卡顿、生成长度受限、复杂任务无法完成等问题，升级付费会员则具备实际价值。第四，做成本效益对比，将会员付费成本与节省的时间成本、提升的工作效率、创造的潜在收益对比，当付费成本远低于人力成本时，升级会员便是划算的投入。

157****6227：按最下面的历史版本 来自

做精“文博内核”，以中国(南海)博物馆为核心，联动琼海潭门，加快推进南海博物馆二期建设；利用VR/AR技术打造“南海沉船”深海考古虚拟体验，让游客“触摸”历史。活化“非遗民俗”，重点打造陵水疍家文化旅游区，复原“疍家婚礼”“咸水歌”等场景；依托琼海潭门、文昌铺前等渔港，推出“跟着渔民去赶海”“渔港早市拍卖”等深度体验。打造“演艺精品”，在重点渔港打造“渔港上的非遗”系列展演，让传统民俗成为吸引游客的“爆款”。

升级滨海度假业态，推动三亚海棠湾等度假区植入海洋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辨识度的滨海度假品牌。升级海岛体验业态，推动蜈支洲岛做强潜水与水上运动，西岛突出渔村文化，分界洲岛主打海洋动物互动；规范开发加井岛周边海域，开发海钓、婚庆旅拍等定制产品。升级潜水高端业态，围绕分界洲、蜈支洲、西岛等，探索推行提前预约购票登岛服务，开发珊瑚礁复育观摩、水下摄影等高端产品，持续放大潜水节品牌效应。升级冲浪深潜业态，把万宁日月湾打造成“冲浪胜地”，在三亚后海发展大众休闲冲浪，形成“专业赛事+大众体验+潮流文化”的冲浪矩阵。

——发展邮轮游艇旅游，开辟“深远海”旅游新场景。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让“乘邮轮、开游艇”成为海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深化琼港、琼粤合作，开发连接香港、广州、深圳的邮轮产品；逐步开发面向东盟的邮轮航线。加快三亚国际邮轮港建设。开发“游艇+”海钓、婚庆、低空飞行等特色产品，让游艇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休闲”。

永久VIP：100家小店落地1平米书架 成为微小的“公共图书馆” 来自

结合考生反馈，高考卷上的文章《猫与花园》节选自赵荔红发表的两篇文章《猫与花园》（刊于《万松浦》杂志2025年第六期）和《一只猫和八个词汇》（刊于《天涯》杂志2019年第三期），主角都是一只名为“无事忙”的橘猫，在文中被赋予了拟人的“他”。不少考生表示，在考场上，一边被作者细腻生动的描写所触动，内心直呼“小猫可爱”，一边又为分析文章主旨和写作技巧感到犯难，感叹“题目好难”。

赵荔红：我之前在小红书发布过文章刊发的照片，7号下午有人给我留言，说文章被高考试卷选中了。我还问是以什么方式出题的，网友说是阅读理解题，我回复“有可能很难做的”。此前我一点都不知道。也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直接使用文章，是否存在版权问题？我想高考是非营利性的、是为了教育，并且肯定也不能征求我的意见，不然就泄题了。

赵荔红：我有个小花园，种了竹子等花草。猫妈妈是流浪猫，以前就经常来我家，在我的小花园生过两窝猫。这是第二窝，我见到它们在竹丛下面的时候，小猫们已经可以站起来了，有5只。我就拿水和猫粮来喂它们。母猫一开始有点警惕，后来就放松了。小猫3个月大的时候，差不多断奶了，有只小猫翻出庭院的墙出走了。我想不久所有的小猫都会离开我的花园，心中很舍不得。

我一直很喜欢猫，但以前从来没有养过，就犹豫要不要抱养一只。最终决定把一只猫抱进家了。这只猫很有意思，对我家特别好奇，每次我一打开通往庭院的移门，它就跑进来，只有它一个敢跑进来，算是与我家最有缘。其他的猫后来陆续走了，不知所踪。只有这只猫留在我家，我给它取名叫“无事忙”，现在8岁了，12斤，比较胖，但神情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很可爱。

赵荔红：《猫与花园》是去年发表的，写于前年年末。我近两年在写植物方面的书，写到花草树木，写到花园，然后就想到我的猫是在我家花园降生的，与花园、与草木有天然的联系，就写了这篇，算是花园草木系列的一篇。另一篇《一只猫和八个词汇》是更早写的。等草木系列文章完成后，将来或许可以写一本关于猫的书，写写我和猫的交流，以及一些思考。

猫身上的很多技能是人不具备的，比如猫对声音的分辨能力据说是人的50倍。猫能预感到你的情绪，是高兴了，或者是郁闷了。比如我要出门了，我还没做出走的动作，它似乎就已经预感到了。所以，万物有灵，在这个共存的世界上，万物有其各自的灵性。我们与其他物种，只是语言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但人并不比其他物种更高贵，不能鄙薄任何一个生物。

赵荔红：我当时起名字想到了贾宝玉，他的外号就是“无事忙”。我先生想到的是苏格拉底，在严群的译本里，苏格拉底被称作“无事忙”。若要分析的话，“无事忙”这三个字很合乎猫的天性，猫不会像人为了谋生而工作、为了获得什么而整天忙碌，猫的忙碌是出于天性，比如捕猎、游戏、舔毛、睡觉。文章里写到它拍打苍蝇、拍打蝴蝶，这些都是狩猎的本能。猫在家里，样样好奇，动来动去，不过是玩耍，它看起来很忙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去忙。

赵荔红：写文章之前我不做笔记，都是一气呵成的，但观察是日积月累的。当然这里面有爱，假如你不够爱它，观察不够细致，它在你面前做各种神情动作，你也会忽略。因为倾注了爱意，猫在笔下自然就是灵动的。当然也有写作技巧在里面，想要准确真挚地表达情感，如果没有写作技艺的话，心中所思所想也未必能传达出来。所以，第一要有爱，第二是细致的观察，第三是能够真诚准确地呈现。

赵荔红：对，里面有一段写猫扑蝴蝶。猫把蝴蝶杀死了，看上去很残忍，但猫更多是出于狩猎的本性。猫不会像人一样有意制造恶。人和猫一样，都有语言，但人因为会书写、就会反思，就有了历史，就形成了人类文明传统，所以人的善能够抵达到很高的高度，这是猫界无法企及的；但人的恶也会抵达极端，人会处心积虑发动一场战争、会有计划地制造灾难，而猫往往出于本能去捕猎，不会处心积虑。

高考题目肯定有标准答案，但我想，改卷子也不会那么死板，特别是阅读理解，考生讲得有道理就能得分，主要是看你对文本的理解和阐述能力。答案可能有个大致范围，只要不是太奇怪的理解，我想都可以拿分。写作者、出题者和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或许会有差距，这也不可避免。作品完成，就是独立的，有时阅读者甚至能解读出作者都没想到的内涵，作者也会感到很惊喜。我也很期待有对我的文章不一样的新鲜的理解。

赵荔红：现在短视频、各种信息那么多，确实很难静心阅读，但新的、碎片化的东西大多会过时，经过时间筛选沉淀下来的经典书籍才值得反复阅读，可以从中得到滋养。就我自己而言，网络信息我一般是浏览，仔细阅读的还是纸质文本，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很重要。只有阅读那些最好的书、那些最伟大的书，才能拥有厚实的创作土壤，从而生长出茁壮的苗子（作品）。所以我想对高考生说，无论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多多阅读经典好书，一定会终生受益。

国际足联拥有复杂的赞助商体系。在国际足联发布的2026年世界杯IP产权指南中，明确提及在国际足联的诸多赞助商种类中，围绕世界杯的赞助商共有四种，分别为国际足联合作伙伴(FIFA partners)、世界杯特级赞助商(FIFA World Cup Sponsor Plus)、世界杯赞助商(FIFA World Cup Sponsors)、世界杯赛事支持商(FIFA World Cup Tournament Supporters)。

2019年至2022年周期，国际足联将来自世界杯赞助商和女足世界杯赞助商的收入合并计算，二者合计5.99亿美元，其中世界杯赞助商共7家。而据国际足联2019年年报，在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这一层级的收入仅包括世界杯赞助商收入，为1737.9万美元，与2019年至2022年周期合并统计的数据一致，说明女足世界杯赞助商收入在周期内占比不高。

据国际足联官网，隐性营销，即未经赛事主办方许可，借赛事超高关注度与知名度，刻意建立商业关联、博取品牌宣传曝光的违规营销行为，常见形式包括品牌借助赛事名称投放广告、开展促销、赠送或抽奖派送门票以绑定大型赛事；或是策划创意推广活动，通过图文素材间接和赛事挂钩、误导消费者产生合作联想。非赞助商企业在赛场内外落地线下活动、蹭赛事流量牟利。

“世界杯营销分为两大类，官方赞助商营销和非官方赞助商营销。”运动营销商业服务机构关键之道创始人张庆向中新经纬表示，“非官方赞助商营销，可以通过签约球星、球队等方式来进行营销。在这种情况下，品牌方虽然不能以世界杯赞助商的名义进行宣传，但可以通过营销参赛球队和球员，‘曲线式’构成品牌与世界杯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官方赞助商把钱给国际足联，非官方赞助商把钱给球队或球星，避免侵权。”

158****7802：杜尚别，再见却是初见 来自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5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1—5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

158****6495 回复 仅此而已：武契奇获授「友谊勋章」 - May 26, 2026 来自

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那头母猪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它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它。27岁的冯翊是福建一家养猪场的猪二代，2022年底他选择继承家业，开始在猪场轮岗。2023年初，他曾照顾过这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最终都会被处死。但母猪才刚刚分娩，还有9头小猪需要哺乳，冯翊便把它留下来照顾了三周，每天用瓢一口一口喂饲料给它。母猪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吃饭时眼睛睁得很大，偶尔有饲料洒落，也会使劲伸出舌头舔舐。但即便如此，等到小猪断奶，不再能生产的母猪就不具备利用价值，面临被处死的结局。厂里的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冯翊本想摸摸母猪的头，但怕人笑话，于是蹲在地上与它对视，“希望它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它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集约化养殖场里，会处死大量因生病或残弱而被淘汰的动物，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事实上，消费者在市场里购买到的一块块切好、干净的肉背后，是一套包括育种、繁殖、饲养、运送、屠宰、包装、分销的系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套运行机制里，动物是何种方式被对待，养殖场的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这一残酷之面。过去一年，冯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的真实经历与观察，逐渐让更多人开始正视动物福利与从业者的道德损伤。冯翊在养猪场。受访者供图 为何要摔死小猪崽最近，冯翊开始“刻意”地在来访猪场的记者们面前演示如何处死一头小猪崽，试图借此告诉公众，基层养殖人员这个不被社会所关注的职业，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尽管记者们是被他身上的另一面所吸引，海外留学、干过互联网大厂，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家养猪。现在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这个动作——把小猪举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强的小猪会在地上挣扎，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冯翊会把小猪扔到猪圈的角落，用脚上穿的钢头鞋结果它。在工厂里，资源是有限、需要被极致利用的，包括用来赚钱的动物。作为养猪场老板的儿子，冯翊很能理解这套商业逻辑。他所在的养猪场里，通常一头母猪能产下18头小猪。但母猪只有14个乳头，这就意味着有4头小猪无法争抢到奶水。最开始，养猪场会对弱猪进行人工干预。冯翊会像抱着小婴儿一样把小猪放在怀里喂奶。每次冯翊路过，这些他喂过的小猪会像小狗一样屁颠屁颠跑过来，仰着头拱人，舔他的手。但这种情感联结在效益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冯翊并不能决定这些由他亲手照料、已经拥有感情的小猪的生死。体重与生长速度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每天，养殖员都会巡查圈里小猪的生长情况，被判定生长潜力过低的小猪会被处死，“把这头浪费一个乳头的小猪处死，其他猪喝的奶不就多了？”第一次摔猪是2022年，冯翊刚进养猪场的第二天，一头小猪得了关节炎，但治疗两周都未好转。同期进猪场的女生因为不忍而拒绝，但冯翊照做了。即使接过小猪时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是老板的儿子，也是不能袒露脆弱的男性。彼时冯翊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件事的分量，他只是觉得人生很失败，两年前他还坐在写字楼里，现在却在杀猪，对于这个职业他没有丝毫认同感。产房里每天都有小猪出生，这些小猪里有一半会被母猪压死，剩下一半的幸存者里，又会有一半的小猪会被淘汰。按照这个比例，冯翊基本上每个星期就要处死三十头小猪。“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在摔猪训练中，冯翊逐渐学会了用这样一套观念说服自己。这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说服。2025年7月，动物医学专业的李叶被分配到贵州一家养殖场实习。在这里，处死弱猪的方式是抱住它，然后狠狠往栏杆上砸。李叶不敢看，也不敢做，但小猪痛苦的叫声仍然会传进她的耳朵里。最后，没有完全死亡的弱猪会在麻袋里轻微扑腾，被拉到猪圈外，拿出来一排排摆好、用油性笔标号、拍照登记。李叶所在的养殖场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的死亡常常与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关联。有的是因为吃了发霉饲料，胃胀气而死；而在生产中死亡的，则多与瘫痪有关。瘫痪的背后，一方面是饲料长期缺钙导致的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也与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有关。自7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养猪场的配种部门，母猪通常生活在狭小的单体栏中。受访者供图 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两人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偷偷给母猪喂点水，直至两个星期后母猪死去。这位在养殖场工作了20年的主管告诉李叶，即使已经习惯了一些残酷的画面，“还是不能理解，老板为什么不可以花一点点钱去避免一些东西。”李叶也曾问过同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样子。只有少数女性员工告诉她，一开始也不忍心，“但是你干这行的，你又得这么做。”在养殖场，平均一个人照顾几千头猪，工作量极大。而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将动物作为情绪发泄的工具。因为长期接触粪水，李叶的手指关节处全是裂开的小口。每次强迫猪移动时，瘦弱的她就得硬着头皮用力提，手和腰常常被拉伤，腿也被猪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她曾亲眼见到一头健康但有些倔强不肯动弹的猪，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铁锹轮番击打，但这头猪硬生生活了下来，不过它得了肺部疾病，晚上李叶能听到它发出的沉重呼吸声。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集约化养殖场里。4月底，冯翊与朋友来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养鸡场里进行动物福利考察，一只骨折的鸡在地上无法动弹。如果选择治疗，费用甚至会超出卖出鸡赚得的利润。如果无人处理，这只鸡的结局是在没吃没喝中死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鸡处死。”冯翊说。当着记者的面，他把这只鸡拎了起来，用力扭断了鸡的脖子，“这个时候人心越软，它越痛苦。”“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从业者每天在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天要经历十几二十遍……但这个负担等于是加到了我的身上，也加到了一些从业者的身上。”冯翊边说边把鸡丢到地上。其他鸡围拢过来，对着死去的同伴啄了几下，飘起几根羽毛。冯翊在养鸡场里处置一只骨折的鸡。金晶 摄 集约化养殖场的选择处死小猪，不仅因为养殖场中有限的资源，还与整个集约化养殖场的运转方式有关。本质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节奏、进行批次化生产管理的动物蛋白与脂肪的生产工厂。一头种猪的一生，大致要经历配种、分娩、育肥、屠宰几个流程。生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在配种部门被授精、怀孕，临近生产时被赶到空间稍大的产房分娩、哺乳。大约8周后，小猪断奶，母猪再次回到限位栏，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环。而合格的小猪们，则会被送往育肥部门，养到几百斤后，坐上卡车去往屠宰场。为了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约化养殖场执行“全进全出”的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猪一起进、一起出，不同猪舍的猪不能混养。这意味着时间节点是刚性的。出生8周后，所有的小猪必须离开产房，“不管是活着离开，还是死着离开。”因为猪圈数量有限，要立刻冲洗，否则下一批母猪就没有干净的猪舍分娩。体重不达标的小猪无法转入育肥部门，留在产房里继续喝奶又可能对新出生的小猪造成感染。处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同样被纳入这套严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约化养殖场通常实行封闭式管理，两三个月才能轮休一次，进出均需先隔离2天3夜。员工每天进出猪圈都需洗澡，平均下来一天要洗四次，一些养殖场甚至要求员工上传挤了洗发露的头发照片以证明自己。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动物实验。当时，人们将大量动物圈养在狭小空间内，统一投喂饲料。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很快被美国养鸡业采用，并逐步推广到欧美的猪、牛、羊等经济动物养殖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政策扶持下，中国的集约化养殖开始起步。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支持建设饲料厂、引进国外种畜。地方政府也通过税收减免、优惠土地租赁费等手段，推动畜牧业及其配套产业发展。有研究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与中国畜牧业年鉴推算，198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中，猪肉增长了2倍，牛肉增长了13倍。2025年，全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肉类占有量为72.3公斤，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平时，这套节奏严丝合缝，维持着养殖场的高效运转。但一旦疫病来袭，流转就会被迫中断。长期关注动物议题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专业博士秦季，将疫病视作对集约化养殖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经常说感谢农场动物，但是一旦有疫情发生，这些动物完全没有存活的余地，连治疗的基础设施也没有。”2020年冬天，大专毕业的胡松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经亲戚介绍进入了河北一家大型连锁养殖场工作，却没想到碰上猪瘟，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刚来一个月，胡松所在的单元爆发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了避免传染，怀孕的母猪无法转入产房，只能在限位栏里生产，许多小猪顺着栏后的黑色小洞掉进了粪坑。胡松打开粪坑盖，里面漂满了白花花的小猪，几乎无一幸免。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养殖场的残酷。疫病迅速扩散，产房也检测出猪瘟阳性。因为人手不够，胡松被调去帮忙，“噩梦开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处死检测出猪瘟的大猪小猪。剩下健康的小猪，胡松精心照料了一个月，眼看逐渐长大，却又收到全部处死的通知，老板告诉他，“没有人会要这种猪，留下来也是浪费饲料。” 胡松很抗拒，“我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但身边人劝他，不杀就会死更多猪，他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照做。胡松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猪圈里几乎快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死猪。他也被隔离，搭了张简易床睡在潮湿的猪圈里。猪瘟期间，胡松睡在猪圈里。受访者供图 坚持了半年，胡松再也无法忍受，最终选择离开。生活中的他养着一只小猫，对动物有着本能的亲近。这几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尔在社交媒体刷到与养殖场有关的内容，那段痛苦的记忆又会重新浮现。处置动物还有哪些更人道方式如果一定要处死动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以安乐死为例，一位曾在养殖场工作十年、后来转行做兽医的员工估算，处死一头四百斤的母猪，成本至少需要100元。转行之后他才意识到，许多当年被自己处死的动物其实都可以救活，但治疗成本至少也要一两百元。因此，养殖场一般选择用氯化钾、消毒液等更便宜的药物替代。另外，安乐死除了药物成本，还包含专用器械费用与麻醉药物管理的人力成本。“把那头小猪从猪圈里拎出来摔死，可能5秒钟就够了，但安乐死可能要花两三分钟。”冯翊解释，这也是时间成本。目前动物保护领域推崇的人道处死方式是通过惰性气体快速、尽量无痛地使动物窒息死亡。冯翊曾向朋友询问麻醉气体的价格，对方告诉他，氩气价格是氮气的1.7倍，氦气“建议不要考虑，最近一天一个价”。一家气体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价氮气、氩气、氦气分别大约60元、70元、400元一立方米。但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200斤的猪肉也就能卖个一千块钱”，企业很难接受这笔额外开支。冯翊打消了这个念头。长期走访台湾养殖场与屠宰场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副执行长陈玉敏也观察到，“养殖场更愿意把成本花在能养活卖钱的动物身上。”目前，冯翊所在的养猪场能做的是在厂内建立起零成本的规范，比如禁止暴力赶猪，鼓励员工互相监督，违者将会被严肃处理。成本之外，执行层面同样存在困境。养殖场里直接处理动物伤病和死亡的，大多并非专业兽医，而是缺乏系统训练的普通从业者。陈玉敏观察到，许多从业者不知道如何正确、快速地处死动物，导致动物没有完全死亡就被丢到外面，在痛苦中挣扎更长的时间。为此，她目前正在台湾推动养殖场严格上报处死动物的头数与处死方式，并呼吁配备专职的动物福利监测官进行监督，“但整体进展非常缓慢。”动物福利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是在2004年，《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提出“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动物福利”，但未涉及农场经济动物。直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改善畜牧繁育、饲养、运输条件和环境”，才更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动物的权益保护。2014年，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出台，要求猪场设有弱、残、伤、病猪只特别护理区，保证猪能够自由转身。此后，肉牛、肉用羊、蛋鸡、肉鸡的相关标准陆续跟进。欧洲不少国家也逐步开始取消养殖场的限位栏。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动物保护法治研究所所长钱叶芳认为，这些规定整体上“还是很有限”。根据我国疫病控制中扑杀动物的福利标准，对染疫及疑似染疫动物应采取电击、气体或药物等方式处死，这意味着前述胡松所在养殖场在疫病暴发时的处置方式，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钱叶芳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染疫动物都要求人道扑杀，弱猪和非染疫动物同样不应以摔死等方式处置。但现实是，相关标准目前仍处于倡导阶段，没有强制力，难以监管。即便如此，已有一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主动寻找能够改善的空间。国内一家大型养殖场经理刘垒垒说，近年来他们开始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分会对接。协会依据《农场动物福利要求》团体标准到现场进行考察与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企业，将会得到由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奖”。企业可将相关标志印在食品包装上，消费者也可在官网查询获奖企业，自主选择是否购买这类来自高动物福利养殖场的肉类产品。刘垒垒介绍，考察范围主要包括养殖、运输和屠宰三个环节，其中涉及诸多细节。以养鸡场为例：每日需保证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抓鸡的方式和时间要合理，避免造成惊吓；运抵后需静置，待鸡情绪平稳；屠宰过程中要设置挡板，不让鸡看到屠宰现场等等。但刘垒垒也坦承，这套机制目前仍不完善，质量体系、控制程序、备案等工作尚未建立，消费公信力也没有真正确立，“这还有大量的工作，不是单单一个标准能够完全支撑起来的事情。”此外，在招收员工时，刘垒垒会提前告知应聘者养殖场的环境和偶尔需要处死动物的要求，并有意识地招募夫妻工，让他们在高压环境中能够彼此照应。“不然会憋闷的，烦躁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了，养殖场里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他看来，改善动物福利并非单纯的道德考量。减少从业者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和畜产品质量，对人和养殖场的运转来说，都更可持续。养殖场员工面临的道德困境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台湾著名学者、《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作者钱永祥认为，很多问题无法得到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吃肉的人究竟能不能谈动物福利，钱永祥认为是可以的。他坦承自己也并非素食主义者，也理解有些人没有办法不吃肉。但无论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观点是：对于动物产品，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建立共识。就在冯翊以为自己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时，却在某天发现自己“病了”，他总是想吃东西。猪场是封闭式管理，点不了外卖，冯翊就用清水煮面条，再加点盐调味，吃到恶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撑’的状态。”在猪场封闭式待了两个月后，冯翊胖了十几斤。走出猪场，他觉得恍惚，连听到汽车鸣笛声都感到害怕。他以为是因为压力太大，但紧接着是长达三年、与猪有关的梦魇。直到2025年8月，冯翊浏览到一篇文章，才终于明白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确诊了PITS——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2021年一项英国研究显示，长期直接接触畜禽养殖的一线从业者，抑郁与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内疚、羞耻、恐惧、情绪低落等负面心理状态；其中养猪户抑郁风险最高，可能患病率达47%。不少相关研究还表明，此类心理压力还会引发失眠梦魇、酒精依赖等问题，并与从业者攻击性增强、犯罪行为上升存在显著关联。而在心理学上，相关研究认为，养殖场员工面临的是一种道德困境。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道德理想行为相矛盾时，这种冲突会让人进入道德失调的状态。若这种冲突未得到解决或持续加剧，则会进一步变成道德困扰，最后发展为持续性的道德创伤。秦季认为，在养殖场，一个有同理心的员工，本来更有助于照顾好动物；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又恰恰要求他不断压抑这种同理心。为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撑下去，人往往需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能够在工作中完成杀戮的自我，和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还能正常存在的自我。但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损耗。在她看来，这从来都不是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李叶在养殖场照顾的小猪们。受访者供图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房顶上的蝙蝠叽叽喳喳，李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开始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总是吵得她睡不着。在学校，李叶上过一门叫动物福利法的课，老师告诉她，“我们可以让经济动物在死去前过得稍微幸福一些。”李叶抱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养殖场，她和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见的那头母猪变得渐渐熟悉起来。李叶偶尔蹲在那头母猪旁边，给她看手机里宠物猪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原本躺着的母猪，会站起来舔舔她的手，抬头看着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翊、李叶、胡松、秦季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 金晶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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